20181224-普悠瑪案刑罰不上高層嗎（吳景欽）
行政院公布普悠瑪事故的懲處名單，也包括台鐵三位前局長。惟此事故所暴露出的管理疏失，已至匪夷所思的地步，僅以記過處分，實難為大眾所接受。更大的疑問是，這麼嚴重的人為疏失，是否也該負起刑事責任？
組織列入歸責對象
根據《刑法》第276條第2項，業務過失致人於死，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而普悠瑪事故的死傷雖眾，但因屬一行為觸犯數罪，依《刑法》第55條，僅能從一罪處斷。而依《刑法》第14條第1項，行為人按其情節，應注意而未注意，屬過失，故過失犯的成立，乃以行為人有注意義務為前提。但因立法者不可能一一列舉各行各業的注意內容，就得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來判斷，致趨於不確定。又我國《刑法》對過失，僅處罰有結果發生的既遂犯，而不及於未遂之情況。
故就台鐵局長來說，負有對交通往來的總體規劃、鐵道與車輛系統的維護，及所有人員的教育訓練等等之統籌權限，自然對交通運輸安全，負有監督義務。惟於具體的行車事務，如火車駕駛安全、車輛維修、訊號正常運作等等，是否也屬局長的統括權責，致屬其注意義務，肯定會有擴張法條文義，且牴觸罪刑法定之疑慮。
就算認為局長對行車安全具有注意義務，且於普悠瑪事故裡，也證實有訊號異常、機械故障，甚至是車輛本身瑕疵或鐵軌老舊等等問題，致顯現出高層的督導不周與怠惰，並因此構成應注意未注意的狀態。但只要這些問題，還不至於造成車輛的無以控制，則台鐵高層就算有任何的指令，讓火車繼續在故障中行駛，則在此等命令，不可能叫駕駛超速以來讓火車準點下，對於出軌造成的重大死傷，自仍歸咎給司機與基層員工。故台鐵高層的義務違反，或為原因之一，但本於罪疑惟輕，就中斷與結果發生的連結，致屬不罰的過失未遂。
於21世紀，有感於企業或組織體犯罪的日益嚴重性，各國無不思考，是否該將法人與組織納入刑事究責的對象，這又以英國於2007年所通過的《組織過失致死與殺人罪法》（Corporate Manslaughter and Corporate Homicide Act），最為顯著。此法乃直接以所謂組織體，即法人、非法人團體，甚至是政府組織為歸責對象，且只要對死亡結果，證明是屬結構性、組織性的監督過失所致，就可處組織體罰金，並直接處罰負責人徒刑。
恐違反刑事法紅線
如此的立法，不再論究最基層的執行者有否過失，而是從整個組織結構的行為，來判斷是否有因果關係、是否有監督疏失，這必然可減輕檢察官的舉證責任，並能突破刑不上高層的既有窠臼。
惟這種游走於過失推定、集體歸責的制裁體系與立法，必會踩踏自然人歸責、行為責任與無罪推定等刑事法原則之紅線，是否可為他山之石的取法對象，恐也得深思熟慮。
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
組織列入歸責對象
根據《刑法》第276條第2項，業務過失致人於死，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而普悠瑪事故的死傷雖眾，但因屬一行為觸犯數罪，依《刑法》第55條，僅能從一罪處斷。而依《刑法》第14條第1項，行為人按其情節，應注意而未注意，屬過失，故過失犯的成立，乃以行為人有注意義務為前提。但因立法者不可能一一列舉各行各業的注意內容，就得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來判斷，致趨於不確定。又我國《刑法》對過失，僅處罰有結果發生的既遂犯，而不及於未遂之情況。
故就台鐵局長來說，負有對交通往來的總體規劃、鐵道與車輛系統的維護，及所有人員的教育訓練等等之統籌權限，自然對交通運輸安全，負有監督義務。惟於具體的行車事務，如火車駕駛安全、車輛維修、訊號正常運作等等，是否也屬局長的統括權責，致屬其注意義務，肯定會有擴張法條文義，且牴觸罪刑法定之疑慮。
就算認為局長對行車安全具有注意義務，且於普悠瑪事故裡，也證實有訊號異常、機械故障，甚至是車輛本身瑕疵或鐵軌老舊等等問題，致顯現出高層的督導不周與怠惰，並因此構成應注意未注意的狀態。但只要這些問題，還不至於造成車輛的無以控制，則台鐵高層就算有任何的指令，讓火車繼續在故障中行駛，則在此等命令，不可能叫駕駛超速以來讓火車準點下，對於出軌造成的重大死傷，自仍歸咎給司機與基層員工。故台鐵高層的義務違反，或為原因之一，但本於罪疑惟輕，就中斷與結果發生的連結，致屬不罰的過失未遂。
於21世紀，有感於企業或組織體犯罪的日益嚴重性，各國無不思考，是否該將法人與組織納入刑事究責的對象，這又以英國於2007年所通過的《組織過失致死與殺人罪法》（Corporate Manslaughter and Corporate Homicide Act），最為顯著。此法乃直接以所謂組織體，即法人、非法人團體，甚至是政府組織為歸責對象，且只要對死亡結果，證明是屬結構性、組織性的監督過失所致，就可處組織體罰金，並直接處罰負責人徒刑。
恐違反刑事法紅線
如此的立法，不再論究最基層的執行者有否過失，而是從整個組織結構的行為，來判斷是否有因果關係、是否有監督疏失，這必然可減輕檢察官的舉證責任，並能突破刑不上高層的既有窠臼。
惟這種游走於過失推定、集體歸責的制裁體系與立法，必會踩踏自然人歸責、行為責任與無罪推定等刑事法原則之紅線，是否可為他山之石的取法對象，恐也得深思熟慮。
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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