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1217-促轉會全面改組再出發
立法院在審查明年度的預算時，針對促轉會的代理主任委員楊翠，以非法代理為由，拒絕其列席與審預算。事實上，除了代理主委的身分正當性有疑慮外，對於整個促轉會的組成與運作皆有重新改革之必要。
根據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第12條，促轉會應依據法律，獨立行使職權，且委員必須超出黨派，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，於任職期間，更不得參加政黨活動。但在今年9月時，卻傳出時任促轉會副主委的張天欽，在內部會議時，認為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是轉型正義最糟糕的例子，必須好好利用，並以東廠自居，引發軒然大波。雖然張天欽因此下台，卻暴露出《促轉條例》的諸多模糊空間，致讓人有可乘之機。
例如依據《促轉條例》第6條第2項，於平復威權時代所造成的司法不公後，若能識別加害者，就必須追究其責任。由於《促轉條例》所針對的轉型正義時間為1945至1992年，除有追訴權時效已過的問題外，相關證據恐多已滅失。
更何況，這類造成司法不公的判決結果，往往是種結構性的集體決定，為了避免卸責，除了應明文排除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外，也須否定下層公務員以「服從命令」或「依法行政」來免責，對於上級官員，為了防止其以無下令、無參與來置身事外，更得明文規定，對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，未為任何防制手段，即便視而不見、坐視不管，也難辭其咎。
這些避免規避責任的措施與精神，在《促轉條例》中未見相關規定，這就容易使促轉會有了以除垢之名而行鬥爭之實的操作空間。張天欽扯出的東廠事件已凸顯此問題。而在張天欽請辭下台後，主委黃煌雄也跟著請辭，故在主委、副主委已相繼下台下，顯示促轉會的公正與客觀性實已不復存在，其他委員是否該繼續留任，已留下疑問。而行政院長指定其中一人為代理主委，就更是明顯違法。
因依據《促轉條例》第8條第1項，促轉會的9名委員，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。行政院長為提名時，應指定1人為主任委員，1人為副主任委員，且主委為特任官，對外代表促轉會。而根據同條第6項，委員因故出缺者，須依第1項程序補齊。故若主委、副主委出缺，既然其皆為委員之一，就須由行政院長重新提名，並經立法院同意後，再從中指定為主委、副主委，如此才具有正當性。
因此目前由行政院長指定1名委員為代理主委，既於法無據，也完全無視法律所規定的程序，這又使得促轉會的公正性再受質疑。
總之，除了《促轉條例》該被徹底轉型外，目前促轉會的所有委員都不應再留戀其位，而應由行政院長全部重新提名，以換得促轉會浴火重生的機會。
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）
根據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第12條，促轉會應依據法律，獨立行使職權，且委員必須超出黨派，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，於任職期間，更不得參加政黨活動。但在今年9月時，卻傳出時任促轉會副主委的張天欽，在內部會議時，認為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是轉型正義最糟糕的例子，必須好好利用，並以東廠自居，引發軒然大波。雖然張天欽因此下台，卻暴露出《促轉條例》的諸多模糊空間，致讓人有可乘之機。
例如依據《促轉條例》第6條第2項，於平復威權時代所造成的司法不公後，若能識別加害者，就必須追究其責任。由於《促轉條例》所針對的轉型正義時間為1945至1992年，除有追訴權時效已過的問題外，相關證據恐多已滅失。
更何況，這類造成司法不公的判決結果，往往是種結構性的集體決定，為了避免卸責，除了應明文排除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外，也須否定下層公務員以「服從命令」或「依法行政」來免責，對於上級官員，為了防止其以無下令、無參與來置身事外，更得明文規定，對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，未為任何防制手段，即便視而不見、坐視不管，也難辭其咎。
這些避免規避責任的措施與精神，在《促轉條例》中未見相關規定，這就容易使促轉會有了以除垢之名而行鬥爭之實的操作空間。張天欽扯出的東廠事件已凸顯此問題。而在張天欽請辭下台後，主委黃煌雄也跟著請辭，故在主委、副主委已相繼下台下，顯示促轉會的公正與客觀性實已不復存在，其他委員是否該繼續留任，已留下疑問。而行政院長指定其中一人為代理主委，就更是明顯違法。
因依據《促轉條例》第8條第1項，促轉會的9名委員，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。行政院長為提名時，應指定1人為主任委員，1人為副主任委員，且主委為特任官，對外代表促轉會。而根據同條第6項，委員因故出缺者，須依第1項程序補齊。故若主委、副主委出缺，既然其皆為委員之一，就須由行政院長重新提名，並經立法院同意後，再從中指定為主委、副主委，如此才具有正當性。
因此目前由行政院長指定1名委員為代理主委，既於法無據，也完全無視法律所規定的程序，這又使得促轉會的公正性再受質疑。
總之，除了《促轉條例》該被徹底轉型外，目前促轉會的所有委員都不應再留戀其位，而應由行政院長全部重新提名，以換得促轉會浴火重生的機會。
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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