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／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
立法院正審議酒駕相關之法制，卻因某立委一席酒駕吊照兩年恐影響人民生活之話語，引發社會議論，而凸顯出國人對酒駕重罰的渴望。但到底該罰多重，才足以嚇阻酒駕，亦不違反比例原則，卻永遠是個難解的課題。這於刑罰之部分，更顯棘手。
根據《刑法》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，駕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.05%以上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且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。而因法定刑不重，故於大部分情況，都會被檢察官以緩起訴來處理，大概只有在犯滿3次以後才會被起訴。就算起訴，法官也多處以緩刑或6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，就讓人有刑罰太輕，致難以嚇阻酒駕之感。
故針對酒駕的刑罰，或可根據吐氣的酒精濃度高低，來將法定刑上限提高至3年，甚或是5年有期徒刑。只是如此的加重，仍屬於可以緩起訴、緩刑與易科罰金的案件範疇，基於刑事政策及監獄早已擁擠不堪的現實面考量，要司法者大量將酒駕者判刑入監，似乎也很難期待。
而如此的刑度加重，也可能帶來拒絕酒測的比例增加。因依據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35條第5項，於肇事之場合，警察可強制駕駛者至醫療處所為血液濃度的檢測，以查其是否有酒駕。但若未肇事，駕駛者拒絕酒測，警察雖可依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04條第1項，在得檢察官許可後，帶至醫療處所來抽血檢測，但因此等程序過於繁瑣而難以適用，最終就會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35條第4項，直接處9萬元罰鍰、吊銷執照及道安講習了事，致形成規避刑罰的一大漏洞。
為填補此漏洞，似就應將拒絕酒測的行為直接入罪化，但這是否有違相當性與刑罰的最後手段性原則，實皆有深思熟慮之必要。
至於更受關注的酒駕致人於死之刑責，依據《刑法》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，為3到10年有期徒刑，不可謂不重。但證諸現實，若被告承認犯行，也願與被害人家屬和解，法院就會依據《刑法》第59條，即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，來酌量減輕其刑。這也是造成目前酒駕致死，不大會被判到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主因，致有必要再將刑度往上提升。
只是若往上提高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無期徒刑，甚至是死刑，就進入故意殺人罪的領域。惟酒駕者對他人生命、身體的危害，雖有預見，但除非能證明喝酒駕車是為殺特定人，否則，要稱肇事結果不違背其本意，致屬於不確定的殺人故意，就必碰觸到罪刑法定與無罪推定等原則之紅線。更值思考的是，面對酒駕，若總想以重刑來防止，既簡化問題的思考，也陷入刑罰萬能的迷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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